当我们基本熟悉斯通纳这个人物，再回头看待这部曾经失落的作品，会发现小说不合时宜的命运与斯通纳本人那种细微的随时随地的“格格不入”构成了惊人的吻合。上个世纪中期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斯通纳》这样“不后现代”的小说失意蒙尘不难理解。小说结构完整，从生到死，没有跨越地叙述了斯通纳的一生。语言尽可能的朴素，展示出刻意经营的冷静和节制，与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风格相辅相成。
在此之中，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值得注意——时间，当我们尝试整体性地理解这部小说时，会发现重要的一点：时间感消失了。
这么说也许有点矛盾，因为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会强调年份和岁数。然而，这种强调很可能起了相反的作用，在斯通纳的一生，时间的意义被最大程度淡化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日、博士毕业或结婚的日期不重要，而是在他极其平缓且排斥戏剧性的人生节奏中，日期只是提醒着读者或者斯通纳本人，此时是中年抑或晚年，但在推动故事进程上，似无实质贡献。
时间感隐匿的另一重表现是，尽管斯通纳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前期至中期，但它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发生”在那个时空之下。小说的扉页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即其中所描绘的人物没有以任何真人为本，无论在世的还是已故的；另外，其中没有任何事件映射我所熟悉的密苏里大学的真实事件。”时至今日，这样一段标注的作用不仅是微弱的，还可能是相反的。因为文字所创造的世界也许是更真实的世界，斯通纳们依然活在今天，那种孤独，那种哀伤，那些挫折，那种坚持未必指向某个具体的个人，却可能指向每一个人。“小说家们经常写到这个要素，他们害怕这个要素，同时又将自己的信赖置于其中，这个要素就是时间。时间证明他是对的，而且证明的方式超过了他最谦逊的预期。”好的作品与人类共情共感，是永恒的。
《斯通纳》常常被认为是标准的学院小说，可能因为作者约翰·威廉斯是大学教授，而描写的环境又是大学。基于两者相似的题材和人物群像，阅读《斯通纳》的过程很容易让人想起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这是风格差异很大的两部作品，《围城》也许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小说，它的基本态度是讽刺戏谑的。那种戏谑有意无意间造成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人物的这种“文学性”越强烈，距离就越明显。读者可以很明确和人物划分界限——“我们不一样”。但《斯通纳》不是这样，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剖析而展露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对外在世界的困惑，诚恳得令人动容。写作者、读者和斯通纳仿佛都处于一个位置，那种不幸的预感缠缠绕绕，但具体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生命不断地撞见折磨，一次又一次地跌倒，真实又残酷，人物和读者几近重叠，而小说的意义也由此拓展。
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中这样说：“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斯通纳》是诸多优秀作品对这一观点加以佐证的又一眀例。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