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佐藤猛夫：旁听中共七大的日本战俘‖冯俊龙

这位日本病人是佐藤猛夫，一年前被八路军在战场上俘虏，已经逃跑过两次，还在暗暗继续寻找逃跑机会。前不久不幸得了要命的伤寒，他已昏睡了三天三夜。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佐藤猛夫终于断绝了逃跑的念头，成为被改造、感化了的日本战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旁听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路军中被尊称为“日本白求恩”，回国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

八路军俘获的最高学历的中尉军医

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荼毒，日本官兵死不缴枪，宁愿不要命也不愿当俘虏。其实被俘日军也怕死，他们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政策，出于恐惧心理“宁死不降”。1939年8月在山东梁山被俘的佐藤猛夫，想方设法逃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910年12月28日，佐藤猛夫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他的父亲是位生活作风并不严谨的律师，母亲是位软弱善良的家庭主妇。家庭条件的优渥，并不能抵消父亲的暴戾和母亲的悲凄。佐藤猛夫除了学习认真，既没有明确的人生理想，也不关心时事，连他母亲都把他叫作“木头人”。在父亲安排下，佐藤猛夫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进入同爱会医院医局（研究室）工作一年，已经将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通过在现实工作中的实践，医术得到了极大提高。本来，佐藤猛夫依靠医术获取丰厚的收入、娶妻生子，顺顺当当过完一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日本侵华战争已陷入胶着状态，当初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前线兵力吃紧，结婚不到10天的佐藤猛夫应召入伍。

除了必要的军事训练，佐藤猛夫和一起被征集的青年，更多的是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他们被洗脑，认为自己是在参与建设“大东亚共荣”，日本对外战争不是侵略而是“圣战”。还未上战场，佐藤猛夫就对根据“武士道”精神制定的《战阵训》倒背如流，牢记“被俘乃军人最大耻辱”，清楚知道自己上战场后，即使到了“绝望关头也要战斗到最后，万一落入敌手必须自杀。”在这个贯彻“神道”精神的国家，决不允许“俘虏”的存在，如果被确认俘虏身份，家人不但要被取消抚恤待遇，而且还要跟着一起受尽侮辱。佐藤猛夫的母亲教育儿子不要心胸狭隘，不能只在医学上取得成就，还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其他日本母亲一样，佐藤猛夫的母亲所说的“正确的人生态度”，就是“即使不幸被捕，最好自杀”，务必要为日本天皇效忠。

1938年5月，佐藤猛夫应征入伍后，服役于日本世田谷陆军第二医院。半年不到，热血沸腾的佐藤猛夫晋升为日本千叶县佐仓五七联队第一大队中尉军医，1939年5月，佐藤猛夫被选派到战事激烈的中国。作为随队军医，拥有一般士兵没有的高学历的年轻军官，看到日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极为残暴，因为在国内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虽然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还是想到假如落入中国人手中，肯定也会受到可怕的报复。部队中士兵们都在口口相传：“八路军是最残酷的部队，捉到俘虏立刻全部杀光。”佐藤猛夫心中更加坚定“将来真的不幸被俘，肯定会拼死一战”。

战场上的情况本来就是瞬息万变，佐藤猛夫隐隐担忧的“不幸”很快就降临了。被分到驻扎在山东汶上县的日军第32师团第212步兵联队第1大队后不久，佐藤猛夫参加了入伍以来第一次战斗。那是1939年7月31日，大队长田敏江忽然接到密报：八路军第115师要在“八一”举行建军庆祝仪式，而且，八路军的战斗力根本不能与日军相提并论。求功心切的长田少佐马上召集本部所有要员，率领步兵队、机关枪队、大炮队、野战炮队组成“讨伐队”，趁着夜色，从汶上县城赶往八路军驻扎地梁山，准备偷袭。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随即在夜色中展开。

日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与敌对阵的是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罗荣桓临危不惧，认真分析敌情，利用当时已经长高的庄稼设伏，先将敌野炮小队歼灭，再缩小包围圈，最后将敌人围聚于一个车马店。大队长长田少佐见炮兵被消灭，己方死伤惨重，败局已定，便切腹自杀。八路军慢慢包围过来，死亡的气息通过散发在空气中的硝烟，在黎明中从各个方向朝混合着牛马粪便味道的车马店沉重地挤压过来。残破的围墙内，佐藤猛夫强迫自己镇定，时而给受伤的日军包扎伤口，时而掏出手枪对外胡乱打两枪。

罗荣桓带领115师奇迹般地扭转了战场局面，便开始筹划一定要在这场战斗中活捉日军俘虏，打破在与日作战中无战俘的记录。在之前八路军首战大捷的平型关战役中，竟然一个俘虏也没有抓到。日军俘虏死硬顽抗的故事，在八路军队伍中广为流传。在与日作战前期，一位八路军营长为抢救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亲自背起日本伤兵拼命跑向急救站，半路上伤兵在颠簸中头脑稍微清醒，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口咬掉八路军营长的耳朵；在广阳战斗中，陈士榘参谋长抓到了一名日本兵，在押解途中，这名日本兵突然转过身，头抵陈士榘参谋长的腰部，抱住他直接往悬崖下翻滚。要不是当时有工兵主任王耀南赶来营救，陈士榘参谋长就真如王耀南主任说的那样，被日本兵“拖下崖喂狼去了”。这两个日本兵自然没有成为俘虏，而是最终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凭借车马店拒守的日本兵，已经全部撤退到一间屋子里，围墙内暂时没有了声音。罗荣桓仔细观察战场情况后，派一个八路军战士悄悄把车马店屋顶掀开一个口子，将点燃的秸秆扔进去，滚滚浓烟顿时弥漫了屋子。负隅顽抗的残余日军呛得涕泪直流，连眼睛都睁不开。车马店周围传来八路军用日语喊叫的“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战俘”的声音，但日军既不敢也不能再和八路军对抗，也不愿意投降。僵持不久，诡计多端的日军“急中生智”，将枪支扔出屋外，佯装投降，趁八路军防备松懈之机，冲出屋子四散而逃，以为可以死里逃生创造“奇迹”。惊慌失措的佐藤猛夫，跑着跑着，裤带忽然断掉，一下子被绊倒在地。正想脱下裤子继续逃跑，被赶来帮忙的老百姓手中的木棒敲破了头，几双大手按住了他。转头一看，侥幸没有毙命的日军，全部成了俘虏。

惊恐再加饥饿，所有的日军俘虏竟然连路也走不了。让佐藤猛夫吃惊的事发生了，他看见八路军弄来马和驴，让和他们对抗了一天一夜的日本兵骑着走，而八路军官兵自己却走路。在自己的部队，特别讲究等级地位，不要说俘虏，即使下级军官，也不敢在上级面前有丝毫放肆。让敌军俘虏骑马驴、自己人走路这样的事基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在日军俘虏中具有最高学历的佐藤猛夫很快就想通了这样的“怪事”：八路军肯定想让日军俘虏活下来，然后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

自以为看穿了八路军“把戏”的佐藤猛夫，这时心中想的是自己究竟是该自杀，还是逃跑？眼下有众多八路军战士押送，逃跑并不现实，再说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哪还有力气逃走？那么，自杀就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了。佐藤猛夫打定主意，不能用刀、枪自杀，那就饿死吧。一队人马来到一个农家小院，八路军端来了窝头、煎饼让他们先吃。其他日本兵稍稍犹豫，观察到八路军没有恶意，手抓口嚼狼吞虎咽。佐藤猛夫坚持不去碰早就馋涎欲滴的食物，但眼睛却不时偷瞟过去。饥饿具有无比巨大的压力，佐藤猛夫不怕死亡，因为死亡到底离自己还有一定距离，饥饿却实实在在地折磨着自己。终于忍受不住眼前食物的诱惑，佐藤猛夫按捺不住，抛开饿死自己的念头，学着同伴的样子，风卷残云般把眼前的窝头、煎饼一扫而光。饥饿终于消失，佐藤猛夫内心忽然羞愧不已。

佐藤猛夫心里还是在想着逃跑的事。这不但关系着自己和家族的“荣誉”，更是自己对“圣战”必须表达的忠心。

响应大日本“圣战”的日本青年

被俘的日本兵吃饱肚子，重新恢复了精神，不知所措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佐藤猛夫假装闭目养神，心中默默地背诵着《战阵训》：“懂得羞耻的人才能自强。应该经常想到家乡门风的声望，更加勤勉，以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坏名声……”是的，一定不能做俘虏，要么逃跑，要么自杀，这正是一个参加“圣战”的“有志青年”对天皇表达忠心的时候。

这时，一位与佐藤猛夫年龄差不多的年轻八路军军官过来了。经过翻译，佐藤猛夫才知道这就是与他们这次作战的对手部队指挥官罗荣桓的手下、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杨勇对他们说：“我们不杀放下武器的日本兵，我们还会像对待自己人一样对待你们。”又给他们发放了毛巾、肥皂和笔记本等生活用品。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杨勇亲自整整齐齐地写了几句话，用日文翻译出来，是“日本弟兄们：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让我们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财阀进行战斗，胜利就在眼前！”佐藤猛夫有些好奇八路军的宣传方式，这样就能够从日本兵口中套取“情报”？

佐藤猛夫听到附近传来枪炮声，头顶不时有日本战机盘旋，心里暗想是日军部队在搜救这次战斗中被俘的日军。不过希望很快落空，不久周围就恢复了平静。和他们谈过话的杨勇再次神采飞扬出现在面前，告诉他们前来搜救的日军第32师团，再次被八路军打败，日军部队又被歼灭300余人。“你们现在可以自己选择，是愿意继续留在八路军学习，还是回到日军那边去？”所有的日本军人和佐藤猛夫一样，对本国战时法令“100小时不归队除籍令”了如指掌：在前线作战的官兵，除特殊情况外，失踪者如果四天四夜不归队便被认定“阵亡”。每个人都认为只有严格谨守“法令”才是效忠天皇。在日本报纸、广播上，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让所有日本人肃然起敬。一名叫东史郎的青年在出征前夕，他母亲交给了儿子一把匕首，神情严肃地对他说：“你只是我的儿子，但你是天皇的士兵，你的全部属于天皇。你要誓死捍卫天皇的荣誉。如果你不幸被捉住，就请用这把匕首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了你一个没有关系。请你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让家人为你蒙羞。”东史郎激动地接过匕首，郑重地说：“母亲的话我铭记在心，我要为天皇欣然赴死。”母亲与儿子对“圣战”如此虔诚，这样的辞别，成为无数日本军人走上战场之后经常回想的经典场面。现在回去，除非创造“特殊情况”，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在还没有从八路军这里打探到日军想知道的情报、不能创造“特殊情况”，又不想以自杀效忠天皇之前，自然没有一个日本兵开口。

随着八路军的部队转移，自以为对八路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行军路线等军事情况有所了解的日军被俘士兵，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幻想带着这些“情报”逃回日军部队，向他们报告在八路军部队看到的一切，甚至带着日军部队成功“围剿”八路军，那么就有可能立下战功，或者可以弥补自己被俘的“罪过”逃过惩罚。至少，到那时再自杀，也算多少对得起一点“培养”自己的国家。

佐藤猛夫被关押的小屋里，一共有6名日本兵。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佐藤猛夫和几名日本兵不谋而合，趁看管他们的八路军哨兵进屋的间歇，日本兵迅速撞开简陋的木门，疯狂冲向屋外，四散狂奔。不过，他们对周围环境实在不熟悉，再加上本来就如惊弓之鸟，在茫茫夜色中，竟然慌不择路，全都跳进屋子前面的湖里。夜黑湖宽，水浅泥深，3名日本兵深陷烂泥毙命，3名侥幸爬到对岸，却再次落入八路军战士手中。

侥幸存活的佐藤猛夫垂头丧气，认为第二次被俘肯定必死无疑，开始老老实实报告自己的身份，八路军这才知道在这些俘虏中，这位叫佐藤猛夫的日本兵是学历最高的中尉军医。出乎意料，八路军不但对这些日本兵一切待遇照旧，还给他们换发了新棉衣。这让随佐藤猛夫一起被俘的炮兵上等兵水野靖夫彻底转变，坚决要求加入八路军。佐藤猛夫清楚地记得，在被八路军带着转移休息时，水野靖夫自然地躺在稻草堆上休息，可是八路军战士把他拉起来，让他躺在地上。“不许虐待俘虏！”水野靖夫一边挥舞着双手，一边用蹩脚的汉语对拉他的八路军战士狂呼乱叫。“稻草垛上有人躺过，牲口就不吃这垛的草了。牲口不吃草，乡亲们种地就吃力了。”八路军战士平静地对水野靖夫说。水野靖夫这才看见所有八路军官兵都一样躺在地上，心中的愤怒平息下来，再也不喊叫了。水野靖夫亲眼目睹八路军不是日军宣传的那样，再也不想逃回去，留在八路军部队，后来不仅教八路军炮兵开炮，还到抗日军政大学教八路军干部日语，以及怎样向日军喊话。但是，自恃学历高过水野靖夫的佐藤猛夫，还是固执地认为八路军对与他们作战、给他们的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日军肯定抱有极大仇恨，“宽待俘虏”无非不过还是想从他们身上得到有用的情报，或者利用他们给日军部队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瓦解更多日军的战斗力。为了誓死效忠天皇，佐藤猛夫仍然注意观察，准备抓住机会，随时随地企图再次逃跑。

死里逃生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佐藤猛夫还会一如既往地想方设法逃跑。在八路军的悉心照料下，在疾病中死里逃生的佐藤猛夫被深深感动，像他的日本战友水野靖夫等人那样，自觉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力量。

佐藤猛夫从小受到性格懦弱的母亲庇护，虽然具有基督教徒式的“纯洁正直”，但这样性格的人容易对自己信任的东西产生依赖性，变得固执偏狭。从前温顺胆小的佐藤猛夫，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对“英雄”的错误理解和盲目崇拜，促使他更加顽固执拗。佐藤猛夫在日记里写道：“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佐藤猛夫成为对天皇和长官唯命是从，对“敌人”异常凶狠的战争工具，战败不许投降而只许自杀，为自己的国家可以无私地奉献出一切的理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逃跑回到日军部队，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曾经被俘而赎罪。煞费心机寻找逃跑机会的佐藤猛夫，却等来另外一个机会。1940年6月，八路军要佐藤猛夫去后方帮忙做医务工作。后方离日军部队远，不利于自己逃跑，但可以接触到八路军的指挥机构和高级指挥官，这样不但有机会搞到八路军的机密，还有可能趁机暗杀他们的领导干部。假如成功之后再逃回日军部队，也许那时不用自杀，自己还有可能成为功臣。深谋远虑的佐藤猛夫欣然答应，随后来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129师羊角村医院。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思想，佐藤猛夫1939年9月已经在山西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加入日本士兵觉悟联盟。日本士兵觉悟联盟是南山木一夫、小林武夫、高木敏夫等被俘日本士兵发起，宗旨是唤醒广大日军士兵，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一个组织，其成员自然受到八路军信任。再加佐藤猛夫的医术精湛，来到后方医院后，佐藤猛夫担负八路军高级领导人的医疗工作。

受到信任的佐藤猛夫可以自由出入医院各处，他借机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装着认真学习的样子，运用墙上挂着的地图，暗自计算着这里离最近的日军据点距离。八路军首长的手枪，因为住在医院治病不便随身佩戴而挂在墙上，被早有企图的佐藤猛夫悄悄用一块相同重量的废铁块偷换。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佐藤猛夫藏着手枪开始行动，突然遇到八路军首长出行，佐藤猛夫只好偷偷将手枪还了回去。

转眼到了10月，太行山的冬天已经来临。被俘已经一年有余的佐藤猛夫，更加急切地想回到日军部队。日军趁着天寒地冻，野外难以存身，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羊角村医院被迫疏散，佐藤猛夫被分到武乡县青塔村分院。八路军在连自己吃小米饭和野菜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对俘虏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不时给他们搞些大米、白面，有时甚至还有鸡蛋、猪肉等改善生活，但恶劣的气候让佐藤猛夫生病了。开始还只是疲惫乏力，接着腹痛腹泻，后来发热的症状越来越厉害。奇怪的是，发热的同时，佐藤猛夫感觉浑身冰冷。躺在炕上的佐藤猛夫，被灌下汤药仍然高烧不退，最后竟然被烧得失去知觉。这是典型的伤寒病。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根据地，得了这种病只有等死。但没有人愿意放弃。佐藤猛夫生了重病的消息迅速传递出去，根据地最好的医生、能够找到的药品，在漫天风雪中向青塔村分院聚集。抢救一名日本战俘的生命变成一场无比重要的战役。

佐藤猛夫感受到的温暖，正如在日本著名共产党员野坂参三担任校长、专门改造日本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学员代表所说：“八路军不把我们这些日本侵略军的士兵当作敌人、加以侮辱，反而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平等及安全和物质上的良好待遇，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同志一样看待。来到这里，我们才懂得了世界上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八路军更是全面贯彻执行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在炕上昏睡沉迷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的佐藤猛夫，真切地感受到了被八路军当作“朋友、兄弟、同志”的真实感情。特别是八路军的司令刘伯承，为了一名日本战俘，竟然在纷飞的大雪中驰行了100多里地，送来了一桶珍贵的酱菜。佐藤猛夫“在那一瞬间，一种感觉就像泉水一样从心里涌了出来。”八路军官兵出于一种怎样的情谊，才使他这样一名侵略者不至于葬身他乡异国？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信仰，那么这样的信仰无疑是崇高而且值得所有人去追随。

经历过生与死的挣扎，在艰难的日子里终于迎来第二次生命，佐藤猛夫开始怀疑从前的人生。记得著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者杉本一夫在1939年1月2日宣誓参加八路军时说：“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那么，究竟是日本军部和政府错了，还是杉本一夫他们错了？佐藤猛夫开始阅读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有小林多喜二、高尔基等人的著作。

在人类的任何利益面前，其实都有正义和邪恶的较量。真理经过实践检验而被大众认可接受，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高尔基说：“人需要真理，就像瞎子需要明快的引路人一样。”佐藤猛夫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书里，思想也跟着生命一起获得了新生，逐渐省悟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并赋予热切希望的“理想”，竟然是剥夺别国人民幸福的侵略；军国主义思想的残酷本质，是穷兵黩武的反动；世界法西斯的真相，是反社会、反人类的军事独裁。开始觉醒的佐藤猛夫，除了申请加入被俘日本兵组成的“觉醒联盟”（即后来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还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这位在八路军从事医务工作的日本俘虏，已经开始脱胎换骨式的蜕变。积极参加反战同盟活动，自觉阅读进步书籍，更加关心时事，把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念七七抗战的宣言等文件翻译成日文，向不明真相的日本国内群众推荐。

1941年7月，不断改变的佐藤猛夫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日本籍参议员，1942年6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无论如何我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向着自己所坚信的通往真理之路迈进。”

旁听中共七大的日籍共产党员

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佐藤猛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更加卖力地工作。为了留在日本国内的家人免遭迫害，像大多数日本俘虏都有假名一样，佐藤猛夫自被俘后一直用“山田一郎”这个名字。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前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但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还要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在缺医少药的前方医院，佐藤猛夫为了挽救更多抗日志士的生命，因陋就简，制造出了人工气胸；偶然得到日军遗留的莱特氏染色液，他又将之做成血液涂抹样本；为了迅速接通一名伤员断裂的尿道，佐藤猛夫冒着战火，不顾个人安危，就在路边开始给病人做手术。佐藤猛夫利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在八路军的野战军医院为一个个重伤员做手术，给新招的医护人员训练班讲课培训。后来，他成了野战医院的副院长，被全院上下尊称为“日本白求恩”。这段时间，佐藤猛夫曾救治过上千名中国军兵，由他治好的垂危病人、中国史学专家刘大年，在1998年到日本时还专门拜见了这位老朋友。

佐藤猛夫为了让许多与曾经的自己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迷惑的日本士兵尽快迷途知返，尽快加入到反战同盟中来，他拼命写日文传单、编写日文小册子，然后投递到日本官兵手中。在阵地前线，佐藤猛夫和其他反战同盟会员，用喇叭对日军士兵近距离宣传。为了策反更多日军指挥官，以及让他们了解更多中国共产党对俘政策，佐藤猛夫和反战联盟战友，把电话机直接接在日军电话线上进行宣传。刘伯承司令员曾在太行《新华日报》专门写文章赞扬佐藤猛夫，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极大激发了日俘们的革命热情和斗志。

1942年8月，佐藤猛夫参加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1943年3月，佐藤猛夫出席反战同盟大会并担任委员；1944年9月，佐藤猛夫来到延安，12月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佐藤猛夫学习认真，积极参与讨论，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升。他在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认为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无悔的人生”。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佐藤猛夫被邀请列席旁听，他是少数受此殊荣的外国人。

被俘虏的日本兵发生转变的，不只佐藤猛夫，而是一个群体。有的甚至掉转枪口，与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日本八路”。这些“日本八路”对日军开展宣传瓦解工作，他们已经成了日本当局口中“最需要警戒的”“国外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在著名反战同盟领导人秋山良照、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野坂参三等的带领下，通过写文章、画漫画、给参战日本兵写信，去前线对官兵喊话、唱家乡民歌等方式，促使参战日军放下砍向中国人民的屠刀，加入到反战行列中来。曾是日本飞行教官的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1946年到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官，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空军飞行员，其中包括后来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和北京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炮兵出身的水野靖夫（原名保谷政治），被任命为鲁西军区教导三旅的上尉炮兵教官，后来在随已是八路军115师教导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参加歼灭郓城驻守之敌时立下赫赫战功。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成功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与他同时当选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工农学校的中小路静夫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一个来自侵略者国家的普通士兵，竟当选为被侵略一方的政府参议员，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奇闻。他们曾是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荼毒的“鬼子兵”，奉行“最大的耻辱是在交战中当俘虏”，美国人也因此认为，日本兵被捕后通常会选择自杀而非投降。然而，这些顽固的“鬼子兵”在中国战场被俘，却在八路军的“优待”下，思想巨变，涅槃新生，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这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有人感慨地说，八路军是“把我们从日本军部的毒手中拯救出来的恩人”“中共用它正义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战争的本质，使我们学到了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希望。”

回顾在中国的岁月，佐藤猛夫感叹道：“追忆往昔，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用阶级的友爱、难以置信的耐性和宽阔的胸怀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使得像我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白白送死。”日本战败后，周恩来在送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回国时说：“各位回国，我们没有赠送什么珍贵的礼物，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青年。”

1946年1月，佐藤猛夫作为野坂参三的随从人员回到日本，2月加入日本共产党，不久担任三田医院内科主任。1946年9月，佐藤猛夫主动申请到日本共产党诊所工作，任所长。1947年4月其所在诊所改名为代代木诊所，仍任所长。1951年至1954年，佐藤猛夫当选为日本共产党涩谷区议会议员，1952年出任代代木医院院长，1977年任名誉院长，始终为患者提供热情周到的医疗服务。1953年至1980年，佐藤猛夫任全日本民医联副会长，1985年后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顾问，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

参考资料：

1.朱薇，《用生命诠释的传奇－－刘大年与日本医生佐藤猛夫的故事》，湘湖2008.9.5。

2.佐藤猛夫著，王德迅、杨林、周颖听译，《幸福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3.张惠才、韩凤琴，《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4.《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1943.10.12。

5.郭丽军，《佐藤猛夫：从“不谙世事”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炎黄春秋》2024.2.5。